我的目的不在于谈军事本身，而是讲讲管理学，重点对比一下东西方在思维上的一些差异。

在全世界所有军事理论的著作中，最著名的要数孙武的《孙子兵法》和克劳塞维茨的《战争论》了。中国能够在西方普及的读物，两只巴掌就能数全，《孙子兵法》是一本。

《孙子兵法》最了不起的地方有两点，首先它非常全面地概括了战争中和战略有关的方方面面，虽然不能说算无遗策，但是覆盖面却非常完备。其次，孙武在两千多年前，就能有如此智慧，以至于他的观点至今都不过时。

《孙子兵法》并不教人具体的作战方法（不仅是在战术方面，在一些战略层面也是如此），或者说，它不具有可操作性。这并不是因为孙武本人是个单纯的理论家（事实上他很能打仗，在帮助吴王伐楚的战争中，率领吴军长驱千里，五战五胜，终灭亡楚国），而是因为中国的哲学强调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、“无用之用，是为大用”这样的哲学思想，并不重视具体的操作。具体到打仗上，中国最杰出的军事家讲究“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”（岳飞语），完全靠悟性。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杰出名将的韩信、白起、卫青、霍去病，除了韩信学过兵法，剩下来的都没有记载受过正规的兵法训练，霍去病更是干脆告诉汉武帝读兵法没用。

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兵法，带来的一个大问题是，名将的成功根本不可复制，即便是将门，也未必有虎子。

德国人相比之下比较较真，他们有一句名言“生活是具体的”（关于这一点，以后我会仔细讲），意思是，做什么事的时候，别尽说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，给出一个可操作的步骤来。

正是靠这种方法论的指导，伯特格尔在研制瓷器时，才记录下来了三万次实验的细节，包括配方和流程。今天，人们根据保存在德雷斯顿档案管里的这些资料，能够复制出当年任何一款瓷器。相比之下，中国靠悟性和偶然发现发明出的各种名瓷，烧制方法今天已经失传了，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里，瓷器的烧制一直走不出发明－失传－再发明－再失传的怪圈。

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非常具有德国人爱思考的习惯，他从在监狱里就一直思考为什么仗会打败，如何才能打胜仗。后来他毕一生的精力，写下了巨著《战争论》。《战争论》可以讲是《孙子兵法》的补充，但是它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。一个没有上战场打过仗的人，在军校里学习了《战争论》，军事素养都会有很大提高。

腾讯曾经花重金请了韦尔奇的助手，GE和高盛的首席培训官科尔（Steve Kerr）对干部进行培训。科尔认为一个好的管理者必须为公司设定好三件事情－－愿景、目标和可操作的步骤（和我在第三封信里讲的愿景－目标－道路意思差不多）。

国内大部分公司前两件事情做得大多不差。比如腾讯的愿景是，做中国最受尊敬的互联网公司。科尔讲，这个愿景很好，但是接下来怎么办？大家就开始制定目标了，大部分人都说，我们重视产品质量，服务好顾客（用户）…，然后就没了。科尔讲，这样定目标毫无意义，接下来愿景也不过是虚无缥缈的东西，因为它们没有可操作性。在世界上，还没有听说哪家公司讲，自己不重视产品质量，不好好服务客户的，因此这种目标订了等于白订，一年后回过头来看，所有的问题都还存在。

那么什么是可以操作和衡量的好目标呢？比如说，对腾讯这样以开发软件为主的公司，可以设定“将程序的单元测试覆盖率从目前的5%，增加到50%”这一类可操作的目标，只要这个目标达到了，产品质量自然提高。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需要具体可操作的步骤，比如代码没有单元测试就不能提交，写单元测试超过多少，就发给一笔奖金等等。这样一来，产品的质量就不再是靠一两个总监发挥个人领导艺术了，而是有一个系统的方法来保障。当每一个目标实现后，愿景也就不远了。

我们必须承认，在思维方式上，东西方有很大差别，东方人比较浪漫，比较喜欢依靠人的力量，很多事情的成败要看人的悟性。西方人比较死板，喜欢寻找一些方法，使得任何人使用了，都能够获得成功，可操作性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。

在公司成长到一定规模后，很难靠人天生的沟通能力去管理，因为我们沟通能力其实已经被基因限制死了。一个人只能有精力和150个人打交道。因此，这时候就需要有系统的方法，有可操作的步骤对大组织进行管理，完成大事情，成功也才可以复制。

一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，好像是一种悟性，是要经过很多次的行动和思考得出来的。人一看只是知道有这么一样东西，但怎么得来的还得要靠自己的悟性。

一种是把这个东西切切可行的具体操作记录下来，让人一看就可以做出个所以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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